班姆性别角色量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 BSRI)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桑德拉·班姆(Sandra Bem)于 1974 年开发的一种开创性心理测量工具 1。其主要目的在于测量个体的心理性别(psychological androgyny),通过将文化定义的男性化(masculinity)和女性化(femininity)特质视为两个独立的维度来进行评估 1。这一量表自问世以来,在心理学和性别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4。本报告旨在深入分析 BSRI 的发展历史、理论基础、结构与计分、心理测量学特性、应用领域、所受到的批评及其历史遗产。
在 BSRI 出现之前,心理学界普遍将男性化和女性化视为同一个单一维度的两极 3。这种双极模型意味着个体要么偏向男性化,要么偏向女性化,两者被视为相互排斥的对立概念。桑德拉·班姆对这一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她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结构维度 1。这一观点的提出,恰逢 20 世纪 70 年代初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社会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批判日益高涨的时代背景 5。BSRI 的诞生不仅是心理测量学上的一次革新,也呼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
桑德拉·班姆是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心理学家 9。她开发 BSRI 的动机源于其个人经历和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深刻反思。班姆致力于挑战社会中的性别歧视,推动性别平等,并质疑僵化、限制性的性别刻板印象 5。她从童年时期就反抗性别规范 13,积极参与反对按性别划分招聘广告的社会运动 9,并将这种批判精神融入其学术研究中 5。她与丈夫达里尔·班姆(Daryl Bem)共同倡导平等的婚姻关系,并关注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对个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5。BSRI 正是她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挑战限制性传统性别角色、并提出融合男性化与女性化特质(即心理性别)可能更有利于个体心理健康的工具 2。理解班姆的个人信念、社会活动与其科学探索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把握 BSRI 的概念起源、目的及其后续的理论发展至关重要。BSRI 并非诞生于真空中,而是作为社会批判和变革的工具而产生的。
本报告将依次探讨 BSRI 的发展历程、结构与计分方法、心理测量学特性、主要批评与局限、应用与研究发现、班姆的后期观点、量表的历史遗产与替代方案,最后进行总结。
BSRI 最核心的贡献在于其概念上的突破:将男性化和女性化从传统的单一双极维度模型转变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 1。班姆认为,一个个体可以同时具备高水平的男性化特质和高水平的女性化特质,也可以在两个维度上都表现出低水平,或者在一个维度上高而在另一个维度上低。这种二维模型的提出,使得“心理性别”这一概念——即同时拥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成为可能被测量和研究的对象 2。这与以往将两者视为此消彼长的测量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为性别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3。
BSRI 的项目编制过程反映了其产生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班姆首先收集了大约 400 个被认为是积极的、具有性别刻板印象(男性化或女性化)的人格特质,以及 200 个性别中性(既非男性化也非女性化)的特质 1。随后,她邀请了一批大学生(主要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 2)作为评判者,让他们根据这些特质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对于男性或女性的“社会期望性”(social desirability)进行评分 1。具体来说,评判者需要判断拥有某个特质对于一个男性(或女性)来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可取的或符合社会期望的。
基于评判结果,班姆筛选出了 20 个被认为对男性而言显著更可取的特质(构成男性化分量表)和 20 个被认为对女性而言显著更可取的特质(构成女性化分量表)。此外,她还挑选了 20 个性别中性特质,其中 10 个被认为是普遍受欢迎的(积极期望性),另外 10 个则被认为是普遍不受欢迎的(消极期望性),这些中性项目主要用作填充项,有时也用于评估社会期望性反应偏差 1。班姆在 1974 年的原始研究中报告了初步的心理测量学数据 7。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基于特定时期(1970年代)、特定人群(美国大学生)对特质“社会期望性”的判断来选择项目的方法,从一开始就为 BSRI 注入了时间和文化的特殊性。这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其跨时间和跨文化有效性的诸多质疑 15,这些质疑并非事后批评,而是源于其基础构建方法。
班姆将心理性别(psychological androgyny)定义为个体同时拥有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类特质的状态 2。她认为,与严格遵循传统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性别典型”(sex-typed)个体(即高男性化/低女性化,或低男性化/高女性化)相比,心理性别的个体拥有更广泛的行为库,能够根据情境需要灵活地展现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即具备“情境适宜性”(situational appropriateness)和行为灵活性 3。班姆假设,这种灵活性使得心理性别的个体在心理上更健康、适应性更强 2。
最初,BSRI 主要区分男性化、女性化和心理性别三种类型。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在采用了中位数分割法(median-split method)进行计分后,研究者们注意到存在第四种可能性:个体在男性化和女性化两个维度上的得分都较低 2。这一类别被命名为“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最初对这一类别的理解存在一些混淆,但后续研究逐渐将其与心理性别区分开来。研究发现,与心理性别个体相比,未分化个体往往在适应性、自尊等方面表现较差,甚至可能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 17。从最初关注男性化、女性化和心理性别(高 M 高 F)的三分类模型,发展到包含未分化(低 M 低 F)的四分类模型,反映了对二维结构含义的更深入理解。这表明,不仅仅是同时拥有高水平的两种特质(心理性别)具有特殊意义,同时缺乏这两种特质(未分化)也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其适应性价值不同于班姆最初对心理性别的积极预期。
BSRI 原始版本包含 60 个人格特质项目,通常以形容词或短语形式呈现 4。这些项目被划分为三个分量表:
为了让读者清晰地了解 BSRI 的具体测量内容,下表列出了原始 60 个项目的完整列表及其分类。了解这些具体项目有助于理解男性化和女性化得分的基础,并评估关于项目相关性或刻板印象的批评。
表 3.1:班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项目列表
类别 | 项目 (英文) | 项目 (中文参考翻译) |
---|---|---|
男性化 | Acts as a leader | 扮演领导者角色 |
Aggressive | 好胜的,有进取心的 | |
Ambitious | 有抱负的 | |
Analytical | 善于分析的 | |
Assertive | 坚持己见的 | |
Athletic | 运动型的 | |
Competitive | 有竞争力的 | |
Defends own beliefs | 维护自己的信念 | |
Dominant | 支配性的 | |
Forceful | 强有力的 | |
Has leadership abilities | 有领导才能 | |
Independent | 独立的 | |
Individualistic | 个人主义的 | |
Makes decisions easily | 容易做决定 | |
Masculine | 男性化的 | |
Self-reliant | 自力更生的 | |
Self-sufficient | 自给自足的 | |
Strong personality | 个性强的 | |
Willing to take a stand | 愿意表明立场 | |
Willing to take risks | 愿意冒险 | |
女性化 | Affectionate | 富有感情的 |
Cheerful | 快乐的 | |
Childlike | 孩子气的 | |
Compassionate | 有同情心的 | |
Does not use harsh language | 不用粗鲁言语 | |
Eager to soothe hurt feelings | 急于抚慰受伤感情 | |
Feminine | 女性化的 | |
Flatterable | 易受奉承的 | |
Gentle | 温柔的 | |
Gullible | 轻信的 | |
Loves children | 喜爱孩子 | |
Loyal | 忠诚的 | |
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others | 对他人需求敏感 | |
Shy | 害羞的 | |
Soft spoken | 说话温和的 | |
Sympathetic | 有同情心的 | |
Tender | 温柔的,亲切的 | |
Understanding | 善解人意的 | |
Warm | 热情的 | |
Yielding | 顺从的 | |
中性 | Adaptable | 适应性强的 |
Conceited | 自负的 | |
Conscientious | 认真的,尽责的 | |
Conventional | 传统的,守旧的 | |
Friendly | 友好的 | |
Happy | 快乐的 | |
Helpful | 乐于助人的 | |
Inefficient | 效率低的 | |
Jealous | 嫉妒的 | |
Likable | 可爱的 | |
Moody | 喜怒无常的 | |
Reliable | 可靠的 | |
Secretive | 守口如瓶的 | |
Sincere | 真诚的 | |
Solemn | 严肃的 | |
Tactful | 机智的,圆滑的 | |
Theatrical | 戏剧化的 | |
Truthful | 诚实的 | |
Unpredictable | 难以预测的 | |
Unsystematic | 无系统的 |
BSRI 是一种自陈式问卷 5。被试需要根据每个项目描述自己的程度进行评分 1。评分采用 7 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从 1 分(“从不或几乎从不符合我”)到 7 分(“总是或几乎总是符合我”)1。完成整个量表大约需要 15 分钟 1。
BSRI 的计分和分类方法有多种,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有重要影响。
从强调“平衡”(t 比率法)到强调“双高”(中位数分割法),计分方法的转变实际上悄然改变了“心理性别”的操作性定义。原始 t 比率法将心理性别定义为 M 和 F 得分之间缺乏显著差异 2,这与班姆最初“相对均等水平”的定义 1 一致。然而,中位数分割法则将心理性别定义为在两个维度上得分都高于中位数 4。这种定义的转变至关重要,因为将心理性别与积极心理结果相关联的研究 2,其解释可能会因“心理性别”是指平衡还是双高而有所不同。更简单的中位数分割法的广泛采用 4,可能在后续的大量文献中固化了“双高”的定义。
表 3.2:BSRI 计分方法与分类体系总结
方法 | 描述 | 分类标准 (示例) | 主要分类 |
---|---|---|---|
t 检验比率法 (原始) | 计算 F 与 M 得分的标准化差异 (t 比率) 2 | - t 比率接近 0 (无显著差异) = 心理性别<br>- t 比率显著为正 (F > M) = 女性化<br>- t 比率显著为负 (F < M) = 男性化 | 男性化, 女性化, 心理性别 |
中位数分割法 (常用) | 比较 M 和 F 得分与样本中位数 4 | - M > M中位数, F > F中位数 = 心理性别<br>- M > M中位数, F < F中位数 = 男性化<br>- M < M中位数, F > F中位数 = 女性化<br>- M < M中位数, F < F中位数 = 未分化 | 男性化, 女性化, 心理性别, 未分化 |
混合法 (较少用) | 结合中位数分割和 M-F 差异得分 4 | (具体标准见 BSRI 手册) | 男性化, 女性化, 心理性别, 未分化 |
理解这些不同的计分方法对于解读基于 BSRI 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不同的方法可能导致不同的分类结果 16。
为了解决原始量表可能存在的心理测量学问题(如项目与总分相关性不高)或为了缩短施测时间,研究者开发了 BSRI 的简版 4。常见的有 30 个项目的 BSRI-SF(包含 M、F、中性各 10 项)4 和 12 个项目的 BSRI-12 20。需要注意,简版量表的计分说明可能有所不同或需要调整 36。多种计分方法和简版量表的存在,给 BSRI 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和变异性 4,使得研究结果的比较和元分析变得复杂。
评估任何心理测量工具的质量,都需要考察其信度和效度。BSRI 在这方面经历了广泛的研究和持续的争论。
信度指测量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效度指测量工具能够准确测量其意图测量构念的程度。BSRI 的效度,特别是结构效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尽管 BSRI 通常报告具有“良好”的信度(如 alpha 系数和重测信度),但这种心理测量学上的优势可能具有误导性,如果该工具缺乏一致的结构效度(即,如果它可靠地测量的是一个不一致或定义不清的构念)。信度表明测量的一致性 7,而效度则关乎工具是否测量了它声称要测量的东西 23。BSRI 常常显示出可接受的信度系数 7。然而,关于其因子结构的大量争论和不一致发现 44,以及其跨时间和跨文化适用性的质疑 24,直接挑战了其结构效度。高信度是良好测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 BSRI 可靠地测量的是过时的或特定文化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基本的 M/F 维度,那么其高信度并不能保证其有用性或意义。
自诞生以来,BSRI 就伴随着持续的批评和对其局限性的讨论。这些批评涉及理论基础、心理测量学特性、时代和文化适用性以及方法论等多个方面。
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批评之一来自美国心理学家珍妮特·斯宾塞(Janet Spence)及其同事。斯宾塞认为,BSRI 的男性化和女性化量表实际上测量的并非全局性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是两个更狭窄的人格特质维度:工具性 (Instrumentality),与能动性 (agency)、能力、目标导向相关(主要体现在 M 量表项目上);以及表达性 (Expressiveness),与社群性 (communion)、温暖、人际关怀相关(主要体现在 F 量表项目上)1。
斯宾塞进一步指出,真正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更为复杂的构念,不仅包含人格特质,还应包括对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实际行为、兴趣偏好等多个方面,而这些是 BSRI 未能涵盖的 1。虽然班姆最初旨在测量两个独立的维度,但斯宾塞认为 BSRI 实际上可能产生了一个单一的连续体,一端是高度性别典型化的个体(男性化的男性和女性化的女性),另一端则是非性别典型化的个体,他们并不强烈认同量表所测量的任何一种性别特征 1。此外,斯宾塞还担忧,使用“典型”的男性和女性特质来构建量表,可能会强化社会对两性差异的刻板印象,掩盖了很少有人会完全符合其所属性别量表所有特征的现实 1。班姆后来在发展性别图式理论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或吸收了这些观点,将 BSRI 视为测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依据性别图式来组织自我概念的工具 1。
如第 4.2 节所述,BSRI 因子结构的不稳定性是其最主要的心理测量学局限之一 4。大量研究未能一致支持班姆最初设想的清晰、独立的双因子结构 43。这种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研究结果的解释和跨研究比较。如果量表在不同样本中测量的是不同的潜在结构,那么基于 BSRI 得分所得出的结论就难以一概而论。
BSRI 的项目是基于 1970 年代美国大学生对男性和女性“期望”特质的判断选出的。一个普遍的批评是,随着社会变迁和性别角色的演变,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特质及其社会期望性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得量表内容在当今社会显得过时 1。
自 1970 年代以来,社会对性别规范和期望确实经历了巨大变化 1。有研究直接检验了 BSRI 项目在当代的性别典型性,发现人们对许多原始项目的性别归属的共识度已大大降低 2。一项研究甚至发现,按照班姆最初的标准,只有两个原始项目在当代大学生中仍然被明确视为男性化或女性化 26。这表明 BSRI 可能反映的是 1970 年代美国特定的性别刻板印象,缺乏时间效度 (temporal validity),难以准确评估当今个体的性别角色认同 25。
BSRI 是在美国文化背景下,主要基于白人、中产阶级大学生的观念发展起来的 15。将其直接应用于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群时,其有效性备受质疑 15。不同文化对于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的定义、期望以及这些特质的社会价值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跨文化验证研究的结果也印证了这种担忧。虽然有些研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如巴西、西班牙的老年人)发现了与原始假设相似的双因子结构 32,但更多研究揭示了不同的因子结构。例如,在英国学生中发现三因子结构 32,在菲律宾裔美国人中发现四因子结构 46,在土耳其样本中遇到效度问题 39,一项对比巴林和美国学生的研究支持三因子结构优于双因子结构 18。这些发现表明,BSRI 可能带有文化偏见 (cultural bias) 或民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c) 15,其项目和结构不能普适于所有文化。
关于时间和文化效度的批评尤其有力,因为它们直接源于 BSRI 的基础构建方法——即基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期望性评级来选择项目。如果社会规范和期望标准随时间推移 1 或跨文化差异 1 而变化,那么项目选择的基础本身就受到了侵蚀。显示原始项目不再被当代学生一致评价为男性化/女性化的研究 2 为时间衰减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同样,发现不同因子结构的跨文化研究 18 或项目相关性差异 39 则凸显了其文化特殊性。这使得 BSRI 更像是一个 1970 年代美国性别刻板印象的“快照”,而非永恒的 M/F 测量工具。
此外,各种批评之间常常相互关联、相互强化。例如,关于理论基础的批评(工具性/表达性 vs. 男性化/女性化)与时间效度批评(即使是这些更狭窄的特质在今天是否仍然由这些项目来代表?)以及因子结构问题(这些项目是否能在不同群体中稳定地聚合成工具性和表达性因子?)相互交织。这意味着 BSRI 在理论定义、心理测量稳定性以及社会历史相关性等多个方面同时面临挑战。
表 5.1:BSRI 主要批评总结
批评类别 | 主要观点 | 代表性论点/来源 |
---|---|---|
理论基础 | 量表测量的是工具性/表达性,而非全局的男性化/女性化。 | Spence 等人 1;M/F 包含特质之外的态度、行为等 1。 |
心理测量学 | 因子结构不稳定,跨研究、跨样本结果不一致。 | 大量因子分析研究 7;预期的双因子结构常不被支持 43。 |
时间效度 | 基于 1970 年代观念,项目和概念可能已过时。 | 社会性别规范已变迁 1;当代人对项目性别典型性共识降低 2;被指反映过时观念 25。 |
文化效度 | 基于美国文化背景开发,跨文化适用性存疑。 | 美国大学生样本基础 15;跨文化因子结构差异 18;可能存在文化偏见 15。 |
方法论 | 依赖自陈报告,易受偏差影响;过度简化性别认同;计分方法不统一。 | 自陈报告局限 21;简化复杂构念 26;计分方法影响分类 4。 |
尽管存在诸多批评,BSRI 在过去几十年中仍然是性别研究领域使用最广泛的工具之一,被应用于多个领域,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发现。
BSRI 最主要的应用是根据个体在男性化和女性化量表上的得分,将其划分为男性化、女性化、心理性别(双性化)和未分化四种性别角色类型,以供研究使用 1。研究者利用这种分类来探讨不同性别角色类型与各种心理和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
班姆最初假设心理性别(Androgyny)是最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状态,因为它允许个体具备更大的行为灵活性 2。一些研究确实为此提供了支持,发现心理性别个体相比性别典型个体可能具有更高的自尊、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或更低的焦虑水平 6。
然而,更多的研究结果对这一假设提出了挑战。许多研究发现,男性化/工具性得分本身,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往往是预测积极心理结果(如高自尊、高自我效能感、低抑郁、低焦虑、更强的应对能力)的更强有力的因素 15。这意味着拥有传统上与男性相关的特质(如独立、自信、果断)可能比仅仅平衡两种特质或拥有传统女性特质更有利于某些方面的心理健康,至少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是如此。这一发现对班姆关于心理性别独特优势的原始假设构成了挑战,并可能反映了社会文化对能动性(agentic)特质的更高评价。相比之下,未分化个体(低 M 低 F)则常常被发现心理适应状况最差,例如自尊较低、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等 17。
研究者还探索了 BSRI 得分与个体实际行为之间的联系。
BSRI 的应用范围广泛,涉及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学、人格研究、健康研究以及组织行为学等多个领域 1。例如,它被用作课堂教学工具,帮助学生理解性别概念 17;也被用于老年人群的健康研究,探讨性别角色与健康结果的关系 20。
班姆在其后期提出的性别图式理论 (Gender Schema Theory, GST) 中,也借鉴和使用了 BSRI 1。性别图式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学习到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定义,并形成关于性别的认知结构(即性别图式)。个体运用这些图式来处理信息,尤其是关于自我的信息,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这个过程被称为“性别典型化”(sex-typing)。在 GST 框架下,BSRI 被视为一种测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自发地依据文化定义的性别图式来组织自我相关信息的工具 1。得分高度性别典型化的个体被认为是“性别图式化”的,而心理性别或未分化的个体则被认为是“非性别图式化”的 1。
BSRI 在 GST 发展中的应用,也标志着一个理论上的演进。BSRI 主要测量的是性别相关特质的内容(个体如何用男性化、女性化特质描述自己),而 GST 则更侧重于性别化思维的过程(个体如何使用性别这个认知透镜来理解世界和自我)。这显示了从仅仅测量特质认可度(BSRI)到理解导致这些认可度和相关行为的潜在认知机制(GST)的转变。BSRI 成为了 GST 理论框架内的一个操作化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桑德拉·班姆本人对其早期开发的 BSRI 的看法也发生了演变,同时,BSRI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心理学领域留下了复杂的遗产。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班姆开始对 BSRI 的广泛应用及其可能带来的误解表示担忧 3。她担心人们会将 BSRI 测量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误解为个体固有的、内在的本质属性,而不是反映了社会文化建构的性别期望。她还意识到,仅仅关注个体层面的性别角色类型(男性化、女性化、心理性别),可能无意中强化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两极分化(gender polarization)现象,即将男性和女性视为截然不同的对立类别 8。
这些反思促使班姆将研究重心转向了性别图式理论 (GST) 1。她认为 GST 提供了一个更侧重认知过程的解释框架,能够更好地揭示社会是如何在个体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塑造和强化性别分类的 8。她希望通过理解性别图式的形成和作用机制,找到打破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培养“非性别图式化”个体的途径,并尝试在自己的家庭中实践这一理念 8。
班姆后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 1993 年出版的重要著作《性别的透镜:转变关于性别不平等的辩论》(The Lenses of Gender: Transforming the Debate on Sexual Inequality)中 8。在这本书中,她提出了三个塑造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潜在文化“透镜”:
班姆认为这三个透镜相互作用,系统性地制造并维持了男性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和权力,并对女性及性少数群体造成压迫 8。这项工作标志着她的分析视角从 BSRI 所关注的个体心理特质层面,转向了对更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 8。班姆本人的学术轨迹,从 BSRI 到 GST 再到《性别的透镜》,也映照了女权主义和性别理论研究的一个更广泛的转变趋势:从关注个体层面的特质和心理性别,转向分析维持性别不平等的系统性社会结构和认知过程。她后期的工作实际上也隐含地批判了仅仅聚焦于个体特质(如她自己早期工具所测量的)的局限性。
尽管 BSRI 自问世以来就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批评,涉及其理论基础、心理测量学特性、时代和文化局限性等方方面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至今仍在研究文献中被广泛引用和使用 1。它常常被视为衡量性别角色取向的一个标准或基准工具 1。
BSRI 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挑战传统性别观念的里程碑式工具。其次,其中位数分割计分法相对简单易行,便于研究操作和数据分析 4。第三,尽管存在诸多替代量表,但可能缺乏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能够完全取代 BSRI 在测量心理性别这一特定构念上功能的工具。此外,研究实践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惯性,研究者倾向于使用已被广泛使用的成熟工具,而未能充分考虑其局限性或最新的批评 4。最后,班姆提出的核心概念——个体可以整合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即心理性别)——本身仍然具有直观吸引力和现实意义,即使 BSRI 本身是一个有缺陷的测量工具,人们对性别灵活性的讨论依然需要相关的概念工具 2。
抛开具体的测量问题,BSRI 最重要的遗产在于其概念上的贡献。它成功地将男性化和女性化视为独立维度的观点以及心理性别的概念推广到了主流心理学话语体系中 1。它有力地冲击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性别双极模型思维定式 3,为后续更复杂的性别理论和测量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鉴于 BSRI 存在的诸多局限性,研究者们一直在探索对其进行修订、寻找替代测量工具,并发展更符合当代性别理论的测量方法。
为了应对 BSRI 的一些问题,研究者进行了一些修订工作。这包括尝试修订个别项目的内容,改变反应选项(例如,从 7 点量表改为 6 点量表 37),或者针对特定人群(如老年人 32、特定文化群体 45)或特定研究目的重新验证简版量表(如 BSRI-SF 或 BSRI-12)的信效度 32。然而,这些修订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 BSRI 的核心问题(如时间效度和理论基础的争议)仍有待商榷。
针对 BSRI 的局限性,研究者开发了一系列替代性的测量工具,它们往往聚焦于不同的理论构念或更具体的性别相关维度。
这些替代量表的出现,往往直接回应了 BSRI 的特定局限(例如,PAQ 聚焦于 I/E,GQI 关注非二元认同,GPES 关注特定情境)。这反映了 BSRI 尽管存在缺陷,但它也激发了后续研究者在性别测量领域进行更精细、更深入探索的动力,起到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
当代性别理论强调性别的多维度性、流动性和社会建构性,这促使研究者寻求超越传统二元特质测量的评估方法 25。
这种向多维度测量和复合性别评分的转变,反映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共识:性别过于复杂,无法被单一工具或维度(尤其是主要基于人格特质的维度,如 BSRI)充分捕捉。研究者正努力发展更符合当代性别理论复杂性的、更具整体性的评估方法。
性别测量领域仍然面临挑战。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致力于开发和验证那些心理测量学上可靠有效、理论基础扎实、具有时代相关性、文化敏感性,并且能够捕捉当代社会性别认同与表达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的测量工具 25。特别需要关注能够适用于非二元和性别流动人群的测量方法。此外,开发能够应用于现有大型数据集进行回顾性性别分析的评分方法也具有重要价值 52。持续的评估和创新对于确保性别测量能够跟上社会和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
班姆性别角色量表(BSRI)是心理学和性别研究领域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具。它的诞生本身就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双极模型的重大挑战。
BSRI 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概念上的革新。它首次将男性化和女性化视为两个独立的维度,使得**心理性别(androgyny)**这一概念得以操作化和实证研究 3。这一突破性的视角极大地推动了过去半个世纪关于性别角色、性别认同和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激发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工作。BSRI 的历史重要性不容忽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BSRI 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主要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综合来看,BSRI 在其诞生的时代无疑是一项革命性的创举,其提出的核心概念(M/F 独立维度、心理性别)对心理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作为一种具体的测量工具,原始的 BSRI 在当代面临着重大的效度挑战,尤其是在跨文化和跨时间应用时。
研究者在使用 BSRI 时必须对其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并谨慎解释其结果。虽然其核心概念——个体可以整合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但 BSRI 量表本身可能不再是测量这一复杂构念的最佳或最有效的工具。在许多情况下,考虑使用更现代、经过更严格验证、更能反映当代性别理论复杂性的替代测量方法可能是更优的选择。
BSRI 的发展历程——从作为女权主义挑战传统观念的工具诞生,到成为广泛应用的研究手段,再到如今面临诸多关于其有效性的质疑——本身就折射出过去五十年来心理学乃至整个社会对性别理解的深刻演变。它提醒我们,对性别的测量和理解需要不断地反思、更新,以跟上理论发展和社会现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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